拒法运动（拒法运动 留日学生）

镇压太平天国的措施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对策及其后果

作者：刘次涵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年08月25日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对于清王朝的打击和影响，已有不少论著进行了研究，不过其着重点多在叙述当时发生的一些变化。本文拟就清朝政府方面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在财政、军事和外交上采取了哪些对策和措施，以及这些对策和措施产生了哪些后果，作一点探讨，以此求得更深入地从长远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太平天国的兴起和清朝政府逐步衰亡的关系。

一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广大贫苦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下，星星之火迅即成为燎原之势，先后横扫十八省，控制了长江南北要地，打倒天津附近，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在这场生死的阶级大搏斗中，正如列宁所说：“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页743。)清朝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采取各种对策和措施，力图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首先是从财政上着手支撑日益困难的军费。这是因为一些重要的财源地区相继被太平军控制，“地丁多不足额，课税竞存虚名”，收入急剧减少。同时军费不断增加，时仅三年支出已达三千万两。到咸丰三年六月，部存正项待支银仅余二十二万多两。(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24，页13。)此后相继恶化，咸丰末年，“所存正项银祗有二万余两”，使清政府一筹莫展，“仰屋而叹，焦灼万分。”(户部：《声明内府外库定制疏》，《增辑经世文统编》卷37，页8。)为了保住他们的“天堂”，清政府千方百计的进行搜括。一是于咸丰元年十月开办筹饷事例捐输，先是在两广“劝谕”，当太平军打到战略要地南京时，又火速下命，要臣民们体谅“朕不得已之苦衷”，毁家纾难，积极出钱报捐，并要求尽快在全国推广。次年户部又设捐铜局于北京，准捐者在京捐献请奖。捐输花样繁多，有饷捐、城工捐、米麦捐、报效捐、海防捐、赈捐、指捐等等。其施用的手段也很恶劣，或出卖虚衔，或给予实职，或减成折收，或移奖其子，或升官复职，或奖励办捐员绅。其规定应是“劝谕”，但在实施中，捐局员工为了邀功请赏，并从中巧取豪夺，往往又变成了“勒捐”和“勒借”，对那些无权无势者，甚至采用暴力。(孙翼谋：《请除近日流弊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5。)在整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由于财政没有好转，清政府已无力实现其停办的诺言，而且越办越滥，中央和地方机关成了卖官鬻爵的场所，因此王韬就抨击说：“自捐纳之开，朝庭之上有市道焉。”(王□：《停捐纳论》。)二是发行各种新币，先于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下令发行官票（银票），接着又发钱钞，说什么“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核定成数，搭放搭收，以期上下一律流通。”(王谦：《东华续录》咸丰27，页18。)就在同一时期，还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当十、当五大钱五种。继铸当五、当十和一文铁三种，咸丰四年又开始铸铅钱。然而事与愿违，遭到群众的普遍抵制，发行结果是票钞迅速贬值，无法流通，到同治元年即寿终正寝。大钱的命运也是一样，发行不久，私铸盛行，信用全失，物价不断上涨，人民深受其害，所谓“罄从前十日之资，不能供此时一饱之费。”(杨瑞六：《清代贷币金融史稿》，页100。)后果严重，除当十大钱外，也在咸丰九年前被迫停铸。至于铁钱铅钱，也因群众反对，甚而在福建南台激起暴动，也成了短命鬼。三是推行厘金制度，在咸丰三年夏，扬州帮办军务的雷以□用随捐随给执照的办法设局劝捐，收效甚好。但此非长久之计，便采用幕客钱江之议，在仙女庙等地“劝谕米行，捐厘助饷”，咸丰四年推广到里下河各州县，因收入可观，咸丰七年以后，又在全国各地开办。厘金分活厘（行厘）板厘（坐厘）两种。开始大约值百抽一，群众尚能忍受，但行之不久，各地都想染指，于是公私皆滥设卡所，加之陋规很多，又私自盘剥，结果造成“物价日昂，民力日竭。”(罗玉东：《中国厘金史》页，28－29。)不满情绪在劳动群众中日益增涨，有识之士也起来抨击，清政府虽企图加以改进，但因财政困难，只好放任自流，结果是流毒几十年。

其次是在军事上扩充力量。因为自乾隆以后，八旗绿营已逐渐腐败。曾国藩形容绿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罗尔纲：《湘军兵志》，页9，页44。)结果是太平军一路势如被竹，而清军则节节溃败。清廷为改变这种被动的格局，先是鼓励各地豪绅地主兴办民团，后又在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任命曾国藩统筹湖南团练，但曾认为团练“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仿戚继光成法，实力操练。(罗尔纲：《湘军兵志》，页9，页44。)于是将罗泽南等人所带团丁千人，改为湘勇，成立了第一支“湘军”，不久建立水师，次年创办船厂，1861年12月还设了安庆军械所。另外，到了咸同之交，因湘军暮气已深，加之主子对曾国藩的畏忌，于是曾便扶持亲信李鸿章在1861年底成立淮军，积极配合湘军向太平天国进攻，镇压了革命，为清朝政府统治者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历史的发展充满着矛盾运动，如列宁所说：“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列宁：《论尤尼乌斯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页850。)后来一部分营勇的演变，完全证实了这一真理。

在对外关系上，清政府的立足点是很清楚的，就是只要“夷人”不取代自己的统治，又有利于镇压太平天国除去“心腹之患”，什么要求都好商量。开始英法等国对太平天国采取了所谓的“中立政策”，而对清政府仅提出了修约的要求，这时清庭疑虑重重，还不愿作过多的让步。到了1856年底，由于太平天国的严正立场，英法各国大失所望，决心通过战争迫使清政府投降，然后支持清政府把不驯服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从而成为太上皇。而清政府当然也无意针锋相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侵略军很顺利地从广州打到天津，咸丰赶忙谕军机大臣或“设法羁縻”，或“曲加宽恕”，或“设法开导”。(《筹办夷务始末》成丰朝，第20卷，页716，720。中华书局1979平年裴本。)结果还是以出卖主权和利益，于1858年6月相继与英、法、美、俄订立《天津条约》暂时平息了这场战争。但时仅一年，英法又强行进京换约，再次挑起战争，于次年十月侵略军进入北京，大肆抢劫并焚毁圆明园。同时对清政府软硬兼施，而清政府急于围剿太平天国，不愿同侵略者对抗，便俯首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清政府的投降外交产生了什么结果呢？一方面是中外反动派结成反革命同盟，携起手来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另一方面因这些卖国者后来继续推行这种政策，给中国社会和群众带来巨大灾难，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反对。

二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镇压后，清王朝从死亡线上暂时摆脱出来，奴才们大唱“同治中兴”的赞歌，主子们似乎回到了他们的“天堂”。然而历史的进程说明，事物的发展并不按照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进行，而是沿着客观规律运动。从此，清王朝在恶性循环中继续衰落下去。

首先是清政府仍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因为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财源已经枯竭，库存早就空虚，在此情况下，一方面要支持湘、淮等军去镇压西南、西北各族群众的起义和北方捻军的活动；而另一方面又要筹办海防经费，负担八旗绿营军饷，以及裁减湘军的善后用款等等，这些使清政府无法摆脱困境，所以户部叫苦说：“发捻平后，西路海防两处用尤浩繁，一岁所入，不足一岁之出，又十五六年矣。”(户部：《遵旨会议开源节流事宜疏》，《增辑经世文统编》卷37，页11—18。)到了光绪中期，湘军名义上虽已为数不多，但在太平天国时期起家的各省营勇（防军），李鸿章率领的淮军的大量存在，这就继续成为清王朝沉重的包袱，据统计新增这部分勇饷，每年大约在二千万两左右，差不多占清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财政更加恶化，筹集“新军”的经费，支付各国的赔款和借款，造成赤字不断增长，使清政府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7，国用5；卷71，国用9。卷50，征榷22。)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清政府是如何企图解决上述财政困难的。一是不顾已造成的恶劣影响，继续推行明知有害的捐输，后来曾有过停办之议，但还是因库存空虚，需款紧急，只好年复一年的办理下去。二是把厘金作为重要的收入，虽不断遭到抨击和反对，还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继续在全国推行的结果是越办越滥，百弊丛生，吏治败坏。以捐输而论，表现之一是“捐保太滥，流品混杂”，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钱又想当官，都可买得实职等待补缺。(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46，页25。。)表现之二是行贿受贿之风加剧，因捐纳者太多，缺额又有限，于是争相行贿，以便进入官场。同时吏部司员则利用僧多粥少的情况，按缺之优劣索要银两，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另外各省报销捐输清单，上司则以各种借口勒要钱物，如不满足其贪心，则不应允。(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33，页13。)表现之三是贪污盗窃之风在政府各部门中日趋严重。因捐纳者是“将本求利”，“一旦出膺民社，无不肆其掊克之谋以为取偿之计。”(周恒祺：《请整饬吏治疏》，《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2，页3。)办捐者也趁机掠夺，有的省一年收取捐费不下数十万两，报销之日聚而分肥。”(孙翼谋：《请除近日流弊疏》，《皇朝经世文献编》卷25。)总之，弄得欲罢不能，吏治更加腐败。以厘金而论，表现之一是办理人员贪污中饱，“各省厘税实收之数，竟数倍于报部之数”。表现之二是“局卡林立，贻累商民”，阻碍商品流通和工商业的发展。(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7，国用5；卷71，国用9。卷50，征榷22。)表现之三是外商享有关税特权，加速了工农商的衰落，迫使劳动群众流离失所。清政府并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弊病，但由于剥削阶级的本质，加之经太平天国打击以后，财政持续的不景气，只好“饮鸩止渴”。吏治的腐败，加深了群众的负担，人民被迫起来反抗，斗争日益尖锐，到了二十世纪初，这种斗争已遍及各地了。

其次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军事上面临着许多须要解决的问题。当务之急，一方面是要处理裁减湘军等善后诸事，以及围剿捻军、西北、西南回族等人民的起义。与此同时，为改变绿营腐朽落后状况，以加强中央的统地位，又开始在全国各地绿营中挑兵编练，成为“练军”。接着又围绕军事进行洋务活动。但到了中日甲午之战，应战的海陆军皆不堪一击，北洋舰队遭致全军覆没，充分暴露了清军的腐败无能，“自强”成了欺骗人民的空话。“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为缓和群众的不满，延续其封建统治，于是又仿西法创练新军，先是淮系官僚胡□□建的“定武军”，张之洞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接着袁世凯在李鸿章等人的提拨下，在天津小站搞起了“新建陆军”，不久还升为北洋大臣，继续扩大编制，成为清末一支引人注目的军阀势力。问题还不在于军队的组织形式，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开始，在清军中出现了很多微妙的变化。其一是湘军采用兵必自招，饷是自等，将必亲选的办法组建，便造成“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王□运《湘军志》营管篇。)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私人控制的军队。其二是这些军队头目为了自身的利益，千方百计奏请甚至要挟清廷给予地方大权，而统治者因要依靠这些反动武装，不得不尽可能地满足其要求，有人统计自1861—1890年间，清政府任命的44个总督中，汉人占有33个，其中营勇领袖又占20个。同期任命的巡抚117个，汉人占有104个，而且半数以上出身营勇。(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年），页27。)军政权力落到这些人的手中后，就在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这种制度和现象，不仅湘淮军承袭下去，后来又传到练军，最后传到北洋等军，军阀势力便膨涨起来。它从最初起，既成为清廷镇压人民凶恶的刽子手。同时又是清廷专制统治的一种离心力。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因各怀鬼胎，力量分散，客观上削弱了清王朝的军事力量，他们是不曾想到的。当然也是不依其主观愿望而定的。其三是从湘军等勇营开始，秘密活动的会党，尤其是哥老会便在这些部队中传播开来，后来又在练军、防军和新军中广泛发展。同时因不断遣散士兵，这些人归后无法谋生，便流落四方，纷纷加入会党，两股力量汇合在一起，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很活跃的力量，而且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刘次涵：《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几个问题》，《中国近代史百题》，湖南人民出版社。)王天奖：《19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社会》，《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另外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些军队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大多步八旗绿营的后尘，也逐渐腐败下去，恶果之一是“弃有用之饷，养无用之兵，以致借无可借，抵无可抵，民生日蹙，国计亦因之愈穷。”(刘坤一：《酌羲兵勇摺》，《王坤一遗集》第3册，奏疏27。)成了清政府无法脱身的沉重包袱。恶果之二是上下级之间矛盾加深，先是时而出现哗变或暴动，后来在革命党人的活动下，一些新军和防勇转向革命方面，又成为辛亥革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这也是清廷和当年镇压太平天国的湘淮军头子们从未想到的。

在对外关系上，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借师助剿”，清政府抱定以不得罪“洋人”为原则的妥协外交，如曾国藩所说：只因“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转引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页43—44。)所以他在办理“天津教案”时，就以赔款、道歉和残杀自己同胞的行动，向帝国主义“委曲求全”。此后，曾国藩的弟子，左右晚清外交的李鸿章，在清政府的信任和授意下，更是放手进行卖国活动，他在处理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问题上，办理1875年“马嘉里案”时，以及后来在中法战争（1884—1885年）和中日甲午战争的交涉中，都遵守“隐忍以图息事”的方针，用出卖领土，赔偿军费，开放商埠，允许设厂、开矿等方式与侵略者“和好”。其后果是“天朝”的威信日益扫地，吹嘘骗人的本钱全部输光，随之列强纷纷出动，都想来瓜分中国这块“肥肉”。面对这些侵略者，清政府无耻声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一满足其要求，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划作这些豺狼的“势力范围”，任其侵略宰割。为时不久，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经过八国联军的教训和支持，清政府感激涕零，表示要痛改前非，决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当“儿皇帝”，把帝国主义奉为“太上皇”。(胡绳：《帝国主又与中国政治》第2、3章。)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开始的上述清朝外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就是清王朝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得以在飘摇中又生存了半个世纪，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因这种引狼入室，助纣为虐的方针，违背了广大群众的意愿，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激起大家强烈的反对和斗争，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士大夫中出现了一批要求清廷进行改革，抵制外来侵略，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改良主义者，有的制造舆论，掀起了戊戍变法运动。同时，在下层社会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又不断的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政府丧权辱国，要求彻底获得解放的革命斗争，南方的反洋教风暴，北方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前夕的拒俄拒法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还有反对清政府出卖矿权和路权的抗争，以及各地爆发的武装起义，都体现了这种革命精神。这说明当年清朝贵族和李鸿章一伙从镇压太平天国出发，所制定的对侵略者妥协的卖国外交，沿用的结果，已引起了各阶层爱国群众的不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的将更加尖锐起来。

三

从上述第二段中，大概可以看到，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所采取的对策和措施，继续推行几十年的结果，并没有使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相反，这些对策和措施则日益成为削弱和埋葬清政府的重要因素。这正如马克思谈到英国在印度的雇佣兵举行起义时的情况那样，“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马克思：《印度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页308。)到了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时不但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压迫剥削的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报应”已降临到压迫者的头上。

先以捐输和厘金而论，前者当时冯桂芬就指出：“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冯桂芬：《变捐例议》，《校庐抗议》。)后来的事实说明，冯桂芬的分析和预见是正确的，群众起来直接或间接反对捐输的暴动，先后就在四川广安、浙江台州，山东莱阳，陕西扶风，直隶易州等地发生。而又因捐输加速吏治败坏，奋起反对贪官污吏的事件，更是遍及各省，连年不断。至于厘金，罗玉东在其著作中，归纳出局员私索商民的弊端有十二种之多，侵蚀税收的手法也不下四种，加之厘税不断提高，征收范围继续扩大，以及因外商享有特权，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以工农为主体的，包括部分商人的反厘税斗争，便在全国风起云涌的发展起来。据张振鹤等人汇辑的资料来看，各省反抗厘捐的次数统计如下：1920年——1911年安徽、江西各10次，浙江6次，湖北、河南各5次，山东3次，福建9次，广东22次，直隶、湖南各四次，江苏15次，陕西、山西、广西各2次，四川7次，黑龙江、吉林、宁夏各1次(张振鹤：《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以上仅是从文字记载中尚不完全的统计，但也可以看出，除边远少数地区外，各省在这十年中都以不同的规模，不同的方式，次数不等的掀起了反清斗争。这说明清政府自太平天国时期开始推行的厘捐，到了清末已经腐败不能自拔，而人民对此已忍无可忍了。从光、宣两朝的总局势来看，这些反厘捐的浪潮，在最后埋葬清王朝的革命中，虽不是中坚和主力，但它造在成革命声势，配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却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清王朝得到的“报应”之一。

现在再来看清政府的外交和后果。从清王朝方面看，慈禧掌权后，由于自身的腐败无能，以及它敌视人民的立场，保全统治特权的欲望，继续推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为镇压太平天国制定的妥协方针，因此在列强面前总是处于软弱和被动的地位。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这种外交政策已走向死胡同，并用自己的言行表明，清王朝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货真价实的“儿皇帝”。一贯勾结讨好侵略者，长期出卖主权和利益的政府，理所当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这点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中，不难得到充分的证明。如陈天华就大声疾呼，清政府“早已是各国的”了，“中国要瓜分了”，中国百姓已经“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所以“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把“守土官长”打倒了，中国才有出路。(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邹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清政府的腐败后断言：“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邹容：《革命军》。)这些击中时弊，反映人民心声的小册子，迅速广为传播，得到群众的热烈响应。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孙中山的言论和他主持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他回忆说，经过甲午和庚子之战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的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芨芨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孙文：《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丛刊）第1册，页9。)在宣言中还明确指出，之所以要推翻清王朝，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的外交路线造成了中国被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人民已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些都表明清政府一贯遵循的外交政策，沿用到光绪晚期，已成了他们本身的致命伤，最后招致灭亡，这是清政府得到的“报应”之二。

最后我们来考查一下湘军淮军等营勇在清末政治生活中，有了什么变化，起了什么作用。我们看到，这些反动的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有的虽被改编，但掌握实权的，还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和他们的徒子徒孙。当时先后被遣散的官兵，相当多的在各地流浪中加入会党，并同清军中的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清清末的“新军”已不同于当年的湘淮军，一是袁世凯之流已成为左右政局的大军阀，与清廷载沣为首的皇族集团各怀鬼胎，互相争权夺利，封建专制统治出现裂痕。二是一些革命党人有计划的渗透到“新军”和防营，因此，在这些军队中逐渐分化，有的开始向革命方面转变。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当洪秀全起义之时，洪门会党多来相应，民族主义就复兴起来……洪秀全失败以后，民族主义更流传到军队，流传到流民，那时的军队如湘军、淮军多属会党。(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全书》第1卷，页27。)”三是清军不仅是八旗绿营腐败，就是新军和防营也逐渐没落，人心涣散，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正是这种情况，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组织一支足以推翻清王朝的武装力量，便大力开展争取会党和新军的组织工作，如刘揆一所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刘□一：《黄兴传略》，《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丛刊）第4册。)无论是兴中会到同盟会，或者是光复会和共进会，经过艰苦的努力，甚至不少人加入到新军和会党，这就迅速打开了革命的局面。在辛亥革命起义前，新军和会党在革命党的号召或直接领导下，掀起了多次的反清斗争。据张振鹤汇辑的民变资料统计，在1902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会党发动或参加的反帝反清斗争，就达五十次以上。在这些遍地烽火的革命浪潮中，当年的湘淮军等营勇参加了多少，虽不可能作出一个精确的估计，但延续的影响和所起的积极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何况事物的发展，都有必然的历史联系，新军多是从勇营演变而来，会党的迅速壮大，则与营勇不断遣散有关。总之，当时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创建的忠于清王朝的地主武装，有的已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在造成革命声势，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辛亥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孙中山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又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如武昌起义，主力是新军，会　积极配合，其它各省响应革命的也多是新军和会党，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武昌革命军起，而革命之功于以告成，综计诸役……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战功，非偶然也。”(《孙中山全书》第1册，传略，页27。)当年组织起来效忠于清王朝的反动武装，一部分成了埋葬清政府的掘墓人，这就是清政府得到的“报应”之三。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打乱了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动摇了王公贵族们的“天堂”。为维护其特权和利益，他们拚死进行反抗，力图将革命镇压下去。为此在财政上拾起病民的捐输，创办有害的厘捐；在军事上推广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湘淮军；在外交上向侵略者妥协，互相勾结起来，结成反革命同盟．这些对策和措施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同时又给清政府自身种不了祸根。恶性循环的结果，最后终于成为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几个重要因素，这恐怕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料来源：《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从1902年至1911年，中国各地先后发生的爱国运动有

A,1905年日俄在中国领土开战，此段时间法国、美国没有大的侵华活动，收回利权运动是1926年

历史人物，帮！！

蒋琬(168－246)

三国时蜀国大臣。字公琰，三国湘乡县(今祁东县砖塘乡，一说今湘乡县)人。初以州书佐随刘备入蜀，授官广都县长官。及刘备为汉中王，任命他为尚书郎。后来诸葛亮成立丞相府，他先后任东曹椽、参军、丞相府长史兼抚军将军等职，成为诸葛亮的重要助手。诸葛亮死后，刘禅遵其嘱托，将国家大事托付给蒋琬，先后任其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大将军，封安阳亭侯，复加为大司马。公元246年，蒋琬卒于军中，刘禅追封为恭侯，葬于涪（今绵阳市效西山之顶）。

刘巴（约170－222）

字子初，汉末蒸阳（今衡阳县）人。出身官宦家庭，少以胆识才华闻名。荆州刺史刘表多次要提拔他，并举荐为“茂才”。他见刘表非英明之辈，均辞谢不就。刘备攻取西蜀后，任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椽。刘备曾称“子初才智过绝人”，诸葛亮也曾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任刘巴为尚书，后又叫他代法正为尚书令。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凡诸文告策命，均出自刘巴之手。

谷朗（218－272）

字先义，东汉桂阳郡耒阳马水人，出身官宦家庭。谷朗成年后，正值三国鼎立时期。朗出任吴国。先后任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长沙浏阳令、都尉、尚书郎。后调入朝中，拜五官夕郎中，迁大中正大夫，专司察举人才。吴永安六年（263），交趾郡吏吕兴背叛吴国。建衡元年（269）十一月，谷朗率兵经番禺、牂牁，进军交趾，讨代吕兴。平乱后谷朗迁九真太守。吴凤凰元年（272）， 谷朗病逝任所，归葬耒阳。为昭示其功绩，时人刻有《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碑》。碑现存耒阳县城，为省重点保护文物。

罗含(生卒年不详)

东晋文学家。字君章，桂阳耒阳（今湖南耒阳市）人。少有志尚。据说他曾梦见一只文彩异常的鸟飞入口中，从此文思日进。始任州主簿，后为郡功曹。桓温镇荆州，召为征西参军，转州别驾。后入朝为尚书郎，又出任宜都太守。累迁散骑常侍、侍中，官终廷尉、长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年七十七卒。他名重一时，谢尚称其为“湘中之琳琅”，桓温誉为“江左之秀”。所著文章流行于当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三卷，已佚。今存《答孙安国书》、《更生论》，载《弘明集》。其文理精词隽，不事繁词。传在《晋书文苑传》。

欧阳彬（生卒年不详）

字齐美，五代十国后蜀时衡山县人。出身县吏之家，博学能文，工于辞赋，有名于时。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前蜀主王建死，子衍继位。衍喜爱诗文，生活奢侈，常派人来楚采购货物及花石之类。欧阳彬在别人的资助下来到西蜀，向蜀主献《独鲤朝天赋》（也作《万里朝天赋》），王衍大悦。欧阳彬被任为嘉州刺史，后蜀时，官至尚书左丞相。

赵葵（1186－1266）

字南仲，号倍庵，南宋衡山人，赵方之子。一生以儒臣治军，为南宋偏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历任中大夫、左骁骑将军、华文殿直学士、淮东安抚制置使、湖南安抚使、资政殿学士、福建安抚使等，淳佑七年（1247）四月为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淳佑九年（1249），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宝佑五年（1257），封卫国公。咸淳二年（1266）逝世，追赠太傅，溢忠靖。

赵方（?－1221）

字彦直，南宋衡山人。孝宗淳熙八年（1181）进士，受任为蒲圻尉，后调知青阳县。任内施政中提出：“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刑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时人以为名言。南宋韩侂胄北代失败以后，宋金之间达成和议。赵方已任湖北路安抚使，认为这种和议不可能久持，及招兵择将，准备战守。后金兵果然来犯，赵方数次大败金兵，功迁龙图阁侍制、长沙县男、焕章阁直学士、显漠阁直学士、太中大夫、刑部尚书、徽猷阁学士、京湖制置大使。嘉定十四年（1221）病逝，临危仍叮咛部下“协心报国”。

李芾 (?－1276)

南宋衡州治（今衡阳市）人，字叔章。宋末曾任知临安府等职，不畏权势，被贾似道罢黜。帝显德佑元年（1275）为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抵抗元军，守潭州三月，城破后壮烈战死

何克明(1298－1376)

衡山义城乡十三都(今衡东县霞流乡平日村)人。元延佑四年(1317)，湖广乡试，何克明居榜首。次年，赴大都(北京)会试，廷试连获第一，三元及第，在湖广间享有盛名。中状元后，任过上高县知县，衡州路推官。因在衡州路政绩卓著，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监丞。明朝北伐军攻克大都时，何克明因父丧在家守制。元亡明兴，他没有应召出仕。晚提杜门谢客，从事著述，著有《周易集解》、《诗经笺注》，可惜二书已散佚。

茹瑺（1358－1409）

字良玉,号茹庵。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初一日生于衡山东隅的藻江(今衡东县石湾乡的枣山村)。明洪武十年(1377),茹瑺入国子监就读，受朱元璋器重, 授承敕郎，洪武二十三年封为太子少保。建文四年(1402)，燕兵攻破京城，朱棣召唤茹瑺，瑺第一个劝朱棣登位。不久,朱棣下诏，封茹瑺终身为忠诚伯，食禄千石，并立下金书铁券，券文有“中外一人，中流砥柱”的褒奖语。嗣后，又把秦王第二女长安郡主下嫁给瑺长子茹鉴。永乐六年(1408)，奉命出京营建长安郡主府第，回京后犯了所谓的“不送赵王”的罪过，被遣送回乡。路经长沙，未去拜谒谷王，再遭弹劾，以违背朱家王朝祖先制度的罪名关进狱中，于永乐七年二月服毒自尽。

李玺（生卒年不详）

字朝用，号玉山。明代衡州府耒阳人。宣德王年（1430）中进士，官拜监察御史，负责纠察百官，辨明冤狱，为朝廷耳目。李玺任监察御史期间，先后巡按江苏、浙江、陕西、四川等地，不阿权贵，秉公办案，为民伸张正义，享有“李青天”之誉。后调监视京闱，秉公无私为群僚仰慕。正统十年（1445），升迁浙江参政。正统十四年（1449），晋升云南按察使。李玺在云南任期，清廉勤政，深受滇民爱戴，明代宗朱祁钰派礼部侍郎考核其政绩后，很是赞赏，着晋京陛见。李玺先天走，次日云南绅耆推选500人进京，诣阙保奏挽留。明代宗看了奏章后，赐诏褒异，晋通议大夫，仍今李玺赴云南留任。李玺第二次赴云南后，更是兢兢业业尽心民事，留任十三年之久，直至以疾乞归。滇民为纪念李玺，立生祠以祀之。

胡文璧（1460－1523）

字汝重，号石亭，明代衡州府耒阳人。弱冠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才猷练达，处理问题果断，办事迅敏。正德己巳（1509），由正郎改任浙江监察御史，纠劾文武官员违先不如法者，肃正纪纲。胡文璧刚正不阿，两浙官员欺民劣迹尽敛，百姓受到实惠。任满后，擢为大常少卿。先后调守凤阳，保定、天津。后因上《禁草皇庄疏》触怒明武宗朱厚照被捕，贬为延安府检校。嘉靖元年，明世宗朱厚熄继位，复起用为四川按察使，未上任即病逝。

朱炳如（1513－ ）

字稚文，以字仲南，别号白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历任行人官、御史、泉州知府、两浙盐运使、浙江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朱炳如为官清廉谨慎，地方馈赠一律不受。赴任时不讲排场，一人一骑进城，随行常仅两箱图书几套公服。为御史时，不徇私情，不畏权势，曾上书弹刻副将监司以下官吏的不法行为，海内称为名御史。为泉州知府时，重视教育，培育人才，泉州学子感恩戴德，立朱公生祠以纪念之。其卒年不详，死后葬于衡阳城西十里渔子铺，即今衡阳市郊区长湖乡境内。

陈荐（生卒年不详）

字君庸，号楚石，祁阳咸菜塘（今属祁东）人。明隆庆丁卯（1567）举人。辛未（1571）进士。历任松江法官、监察御史、陕西及四川按察使、云南巡抚，旋迁吏、刑、户部尚书，兼理河道漕运。陈荐为官50余年，洁己奉公，关心人民疾苦，曾疏请改折漕粮，均平排山（今属祁东鸣鹿乡）驿马。

陈宗契（1569－1630）

字禖生，号景元，明湖南衡阳人。二十五岁中举人，三十二岁成进士，选庶吉士，补福建道监察御史。他不怕得罪权贵，不顾自身安危，毅然以弹劾不法官吏及政治弊端为己任。曾多次上疏批评辅臣李廷机。特别是对控制陕西税收的宦官梁永蛊害巡按御史徐懋恒一案，陈宗契上疏指陈梁永对人民吸脂敲髓，怀恨御史徐懋恒秉公执法，造蓄“蛊毒”谋害徐。陈宗契在奏疏中列举事实，切中要害，请诛梁永以正国法，其直言敢谏之声威，令朝臣无不震惊。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为通政司参议。后转任右通政。时熹宗年幼无能，宦官把持朝政，忌宗契直言，遂派任太常寺卿，负责礼乐，别无实权。陈宗契不满太监魏忠贤专权误国，辞官隐居不出。在隐居期间，犹不忘民困，常具呈藩抚，诉民疾苦。崇祯三年（1630），召为兵部右侍郎，朝命未达前三日卒。

王介之(1606－1686)

王夫之长兄，字石子，一字石崖，别署有耐园、铿斋等。介之毕生致力于经学，对《春秋》研究尤精，著有《“春秋四传”质》、《 “春秋”家说补》、《“周易”本义质》 、《诗序参》 、《诗经尊序》等书。《“春秋四传"质》被《四库全书》收入。

王夫之（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鼓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展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穿身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善诗文，也会词曲。论诗多独到见解。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丁一焯（1693－1773）

字日峰，号乾斋，自号南岳老人。清时湖南衡阳白沙洲人。康熙时生员。平生精于诗、书、琴三艺，尤以草书见长。丁一焯在书法上成就非凡，《清泉续志人物方法技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均有记载。著有《书法粹语》一书，对写字的运腕、运肘、运神、运气、结构布局等方面论述详尽。

陈大受（1702－1751）

字占咸，生于祁阳金兰桥（今属祁东）。雍正十一年（1733）中进士，选庶吉士。乾隆元年（1736）授编修，次年御试得第一名，升工部侍郎。乾隆四年，任安徽巡抚。乾隆十年，任江苏巡抚，十一年，加太子少保，调任福建巡抚。任内勤政爱民，百姓实受其惠。清廷嘉其政绩，于乾隆十二年冬升陈大受为兵部尚书。十三年，主会试，转吏部尚书，夏，任军机处协办大学士，教习庶吉士，侍讲经筵，当了皇帝的先生。秋，摄户部尚书。这时正对金川用兵，军事如织，陈大受日夜被召见，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平金川后，出任两广总督。后积劳成疾，卒于任所。

杨健（1764－1843）

字鱣常，号刚亭，先祖由浙江钱塘迁入衡城江东岸，遂为衡阳人。乾隆五十九年中举人，嘉庆元年（1796）成进士。历任户部主事、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知府、布政使、巡抚等职。因两次遭诬陷，道光十年（1830）被降职回家，从此闭门谢客，但对地方公益仍是倡导或讲言。道光二十三年病逝，葬于衡阳城郊金甲岭。

彭浚（1769－1833）

字映旌，号宝臣，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生于衡山县黄子堂（今衡东县珍珠乡黄梓塘村）。嘉庆十年考取状元，任翰林院修撰。道光元年（1821），彭浚由户部正郎任福建正主考，接着提升为内阁大学士、太仆寺少卿。不久，补奉天府丞、提督学政。道光十一年，调顺天府丞兼学政。道光十二年因病辞职回乡，十三年十月初七殁。

刘汉典（生卒年不详）

清乾隆时衡阳县人，以驾船为业。他是为衡阳县首先引种单季晚稻的人。同治《衡阳县志》兴誉他为衡阳的神农氏。原来衡阳县只有单季早稻和中稻，春种秋收。县境蒸水两岸广大区域，夏季多发水灾，早中稻被淹后，再不能种谷物，常致全年无收，而山田又常遭干旱，故衡阳县历来粮食不足。后刘汉典至四川引进耐寒稻种，正适合衡阳大水后种植，自此沿河农民不愁洪水淹没早稻，再种照样有收成。人民为感谢他引种功劳，每年新谷登场，必先用新米饭祭他，奉之为五谷之神，救难之尊。

常大敦（1792－1853）

字南陔，又字正夫，衡阳石坳乡人。清道光三年（182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不久升御史。在御史任上，他针对湘南、广西吏治腐败、官库空虚、盗贼猖獗的事实，多次上疏，建议慎选清廉，训练士兵，加强战备，以防患于未然。道光三十年，升浙江巡抚。咸丰二年六月，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又调山西。适逢太平天国农民军围攻长沙，武汉吃紧，他被留下来筹办防务。次年1月13日，太平军攻陷武昌，常大敦自缢而死。朝廷追赠总督衔，于湖北建专祠，赐祭葬。

唐训方（1809－1876）

字义渠，今常宁县湖塘乡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四次赴京会试，均落第。咸丰三年（1853）大挑得二等，候补教谕。咸丰四年，曾国藩令他以教谕随征。咸丰五年，随罗泽南镇压太平军，得知府衔。咸丰十年解军事，赴粮道任。随后升按察使，再擢湖北布政使。同治元年（1862）授安徽巡抚。后受僧格林沁亲王弹劾降职。同治七年乞假回归故里。回乡后，倡立西乡经纬公学，督修《常宁县志》，编辑《常宁诗文存》、捐银二万两建培元塔。著有《俚话征实》、《从征图记》，有《唐中丞遗集》传世。

彭玉麟（1816－1890）

清朝湘军将领。字雪琴，祖籍衡阳渣江，生于安徽安庆。道光十二年(1832)，随父回籍。1853年佐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后主其事，购买洋炮，制造大船。次年，在湖北武汉、田家镇连败太平军水师。1855年初，在江西湖口为石达开所败。后又悉力扩军，逐渐控制长江水面，并参与围攻九江、安庆。1861年擢为水师提督。1883年任兵部尚书，受命赴广东办理防务。后以疾病开缺回籍。光绪十六年，逝于衡阳江东岸寓所，清廷追赐太子太保衔，赐谥“刚直”，并为他建了专祠。彭玉麟于军事之暇，也绘画作诗，以画梅名世。他的诗后结集付梓，题名《彭刚直诗集》。

李纪方（1828－1885）

字伦青，白果长碧冲（今衡山县松柏桥乡长碧村）人。年轻时跟外祖父尹慎微学医。同治二年（1863）开始行医，对内科、外科、喉科、肿症等专心研究，医术日见精进。当时白喉病甚为流行，而诊治尚无专著，一般医师对此病束手无策。李纪方开始试用外祖父所传治白喉的一些方法。20年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辑成《白喉全生集》一书，使许多医生解开了白喉恶症的疑难，挽救了不少患者的生命，李纪方因之蜚声国内，时人称之为治白喉神医。李纪方逝世后，后人为他雕刻石像，陈列于河南南阳的医圣祠，与我国历代112位名医像并列，他的名字载入了1921 年出版的《中国医学大辞典》。

谭上连（1840－1890）

字云廷，因其肤黑性勇，又称谭黑虎。衡阳县龙田桥人。谭上连身伟而秀，膂力过人，少年时即得“谭无敌”称号。咸丰八年（1858）投湘军，历任千总、参将、总兵。同治年间，新疆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受英、俄帝国主义支持，成立“哲得沙尔国”。为防国土割裂，左宗棠于光绪二年（1876）委派谭上连为先锋官从肃州入疆，毙敌2000余名，生俘1200余名，直捣托克逊城，打开了南疆门户。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谭上连任最高军事长官――乌鲁木齐提督。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三（1890年4月21日），因枪伤发作卒于喀什，遗体归葬衡阳县醒狮乡。

王之春（1842－1906）

字爵棠，号椒生，清泉（今衡南县泉溪狮子坪）人。王之春出身文童，弱冠从戎。19世纪70年代，先后作为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属，驻防北塘海口和江苏镇江一带。光绪五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威胁我国的东部海疆。王之春受遣赴日本查探。归国后，向朝廷上万言书，陈夷务，自请带锐师归复中山。并将此行的见闻写成《谈瀛录》。光绪十年，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王之春受命说泰国夹攻中国，因故中止。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朝野人士激烈反对，要求废止条约。他受命赴法，引法国出面干涉。俄、德、法三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联合照会日本，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侵占。光绪二十四年，镇压四川余栋臣起义。二十八年，镇压广西柳直起义，激起国内拒法运动。二十九年十月，遭爱国志士万福华谋刺未遂，万被捕，黄兴、章士钊等牵连入狱，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三十二年卒，浩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